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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潮水與我|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,一個富家子弟的叛逆之路

    時間:2020-09-25 11:30:06 來源:本站 閱讀:4226063次

    我的父親邴文超出生于1926年,松花江畔一個大地主家庭。他青年時代投身革命,亂世中不改初衷,加入中國共產黨。新中國成立后,父親積極參與城市建設,長春市和吉林省的重大工程,幾乎都有他的身影。

    父親的一生,沒有轟轟烈烈的功勛,沒有權高位重的職務,沒有腰纏萬貫的財富,沒有顯赫一時的名氣,他是一個普通的人。也正是像父親一樣許許多多的普通人,用自己的吃苦耐勞、兢兢業業,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和成長壯大。

    我父親是闖關東的后代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我的十一世祖邴之鈿、邴之鈖兄弟闖關東,先到吉林省九臺縣其塔木鄉干溝子村落戶,傳至九世祖邴日有時逢清政府放荒,帶全家遷至柳條邊外開荒謀生。傳至我的高祖邴芳林、邴芝林兄弟,家族漸富,農商并舉,開設了名為積德增的商號(其實應為雜貨鋪,如今應叫鄉村超市)。家族人丁興旺,二人共生八子,十六孫,即我的八個曾祖,十六個爺爺。因未分家,共同居住,人口近百,遂因其商號而得村名“積德增”。

    ■ 1956年,爺爺奶奶與我們一家人,當時我還沒有出生,站在父親旁邊的是我的叔叔(父親為后排黑衣者)。

    父親童年時,我的奶奶就去世了。 因我的二爺爺婚后一直無子,由我的太爺爺做主,把父親過繼給二爺爺做繼子。 二爺爺畢業于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,在煙臺法院做法官,把父親帶到煙臺。 七七事變后,日本侵略軍占領山東,二爺爺繼續在煙臺法院做法官。 在小學讀書的父親已經有了愛國意識,聽說膠東有抗日的八路軍,就約了幾個同學悄悄出城,尋找八路軍。 結果很悲劇,八路軍沒找到,被二爺爺找回來,挨了一頓暴揍。 此時,一直沒有子嗣的二奶奶,到煙臺后接連生了3個兒女。 二爺爺怕父親大了管不住,給我爺爺寫信,讓他把父親接回東北。 于是父親返回東北故鄉。

    故鄉早已在偽滿洲國統治之下,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大搞奴化教育,強迫學生學日語。父親因為不會日語,經常被日本老師打耳光,仇日心理與日俱增。

    初中畢業,父親考入長春偽東亞特種工程學校(今長春樹勛小學舊址),學習土木建筑。在這所學校里,父親結識了一位名叫范紹增的同學。范紹增與父親同齡同縣,兩人一見如故,情同手足。父親生前存有范紹增的照片,他身著學生裝,剃著短短的學生頭,國字臉,高鼻梁,眼大而炯炯有神。范紹增不知從哪里經常搞來有抗日色彩的進步書刊,在父親與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傳閱。他們經常在課余周日聚在一起交流讀書體會,在公園湖畔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和背影。亡國的恥辱、抗倭的傳統、愛國的情愫成為他們友誼的紐結。終于有一天,在范紹增的倡議下,他們秘密成立了讀書會。當時,在日偽統治下,許多愛國青年,主要是青年學生,自發組織了許多讀書會,閱讀進步書刊,傳播抗日思想,猶如黑夜里的星星之火。

    然而后來,由于情報泄露,日本特務摧毀了讀書會。一天晚飯后,范紹增悄悄告訴父親,馬上銷毀一切與讀書會有關的材料,他本人要離開學校躲一躲。從此一別,杳無音訊。事后,特務搜查了學生宿舍,追問父親及其他同學范紹增的下落,由于沒有搜到證據,嚇唬一陣學生們,悻悻而去。走了范紹增,散了讀書會,父親在壓抑苦悶中捱到畢業,做了一名建筑技術人員。

    1945 年日本投降,德惠來了蘇聯紅軍。 9月的一天,德惠蘇軍衛戍司令部來了幾名穿蘇軍軍服的中國軍官,他們是周保中將軍領導的抗聯教導旅的官兵。 董崇斌同志任蘇軍德惠衛戍司令部副司令。 他們來到德惠,開始了中共在德惠建黨建軍建政的工作。 相繼從關內來了八路軍,張建生同志出任中共德惠縣委書記,張靖華同志出任德惠縣縣長。 河山光復,父親一腔愛國熱情,毅然參加革命,進入縣政府交通科工作。

    當時的東北,既處于抗戰勝利的喜悅,也處于日偽政權垮臺的混亂之中。國共紛爭,土匪橫行,青年人站在十字路口,有人奮爭,有人彷徨,有人觀望,有人反向而行。一時潮漲潮落,大浪淘沙。二爺爺在抗戰勝利前辭官返回老家,抗戰勝利后他自稱國民黨地下黨,參與組織國民黨德惠縣黨部,競選國民黨縣議員。一位年齡與父親相仿的姑奶奶出任三青團負責人,后在土改中被鎮壓。一位父親的同學、家族排行最末的叔伯爺爺,力勸父親一起去長春考大學,不要參與政治。這位爺爺執著得很,很快考入長春的醫科大學。長春圍城后,他逃出來。解放軍設卡檢查,發現他是大學生,建議他參加我軍的軍政大學。他說我是學生,不問政治,執意去沈陽繼續學業。解放軍也沒為難他。問題是他剛到沈陽,解放軍也解放了沈陽。他后來考入哈爾濱醫科大學,畢業后當了醫生。

    二爺爺知道父親參加了共產黨,據說罵了一天。他認為中央軍是正統,裝備精良,一定會打敗共產黨,父親是不想活了。在當時東北青年中,流行一種國民黨是正統,中央軍是正規軍的意識。父親與身邊的大多數人反向而行,幾經波折,在亂世中不改初衷,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,后來又加入中國共產黨,擔任了德惠縣政府交通科的副科長,用他學到的專業知識,跟隨我黨我軍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。

    在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中,父親奇跡般地與范紹增重逢,得知他后來逃到關內,參加了八路軍,成為東北民主聯軍的隨軍記者。摯友重逢,又成戰友,志同道合,如今殊途同歸!1949年,范紹增隨四野南下,在解放廣東的作戰中英勇犧牲。父親一直視他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,始終珍藏著他的照片。

    ■ 50年代初的父親。

   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率德惠土木建筑公司進入長春,與其他建筑企業合并組建了長春建筑公司,并長期擔任建筑企業和省建筑工程局的領導。 文革時定成分,父親因其出身的大家族而深受其累。軍代表接管之后,組織了很多工人農民到政府部門工作,把原來大量的機關干部下放到農村。當時12歲的我也跟著父母下鄉,到吉林省輝南縣。兩年后,因為工作需要,父親又調回長春。

    長春市和吉林省的重大工程,父親幾乎無役不與??姑涝?,他率施工隊搶修安東浪頭機場;也曾日夜奮戰建設第一汽車制造廠廠房。為按期完成工期,50歲的父親,也曾毫不猶豫地卷起褲腿,帶頭跳入東北10月冰冷的積水中,帶領工人排水施工。

    我 小的時候, 父親 對我們要求一向比較嚴。 比如吃飯不許掉飯粒,不許說話。 晚上睡前他要查鋪,跟軍隊似的。 胳膊腿伸出被窩,就給你塞回去。 把被子做個小筒,你就只能老老實實像條直線似地睡覺。 我到現在還是這個習慣。

    ■ 1964年,父母與我們姐弟四人的全家福。

    我是我們家第一個男孩,前面有三個姐姐,父親對我多少還是有些寵愛,很少對我發脾氣。我記憶中第一次挨打,是吃飯的時候聽收音機。父親的規矩是,到吃飯時間,大家就都要坐在一起吃飯。我當時正在聽“孫進修爺爺講故事”,說什么也不肯吃飯。父親把我拽到桌子邊,我再跑回去繼續聽收音機。父親情急,拿起筷子就打了我一下。

    從父親給我起的名字能看出來,“正”,他希望我當個正派人。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,自我約束特別嚴。我考上大學那年,從磐石回長春,路經吉林市。當時吉化上了一個大項目,父親任吉化工程的副總指揮,我去吉化看他。同事們都稱呼父親“老邴頭”,中午吃飯,他就和工人一樣吃大食堂。據說原來是有小灶的,父親過去后把小灶取消了,他們幾位領導一直和工人一起吃大食堂。

    印象中,我們家也很少請客。他有專車,卻從不讓我們用。我結婚,夫人是走著過來的。這在現在的年輕人看來,可能是無法想象的。但這就是父親的自我約束。

    ■ 1974年,父母與我們姐弟五人的全家福。

    1986 年初,父親被查出肝癌晚期。 一天我陪他去醫院檢查,出來后他突然讓司機開車在市里轉轉。 車輪碾過路面上的積雪,駛過省賓館、工人文化宮、市體育館、吉林大學理化樓、長白山賓館、南湖賓館、第一汽車制造廠等許許多多長春市的標志性建筑。 他深情而又留戀地告訴我,這些建筑,他都親身參與設計和指揮。 作為新中國長春市的建設者,他感到很滿足了。 兩個多月后,父親病故。

    ■ 70年代中期,父親在天安門前留影。

    后來的這些歲月里,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長春市容也面貌一新。 然而,那些父親參與的樓廈,雖幾經風雨,卻依然屹立如初。 盡管人們從它們身邊走過,很少有人會想到它們的建設者,但我會想到。

    父親那一代人,生于憂患,長于亂世,為求救國而歷盡艱險,為實現理想而苦苦追尋,為新中國誕生而舍生忘死,為建設新中國而艱苦奮斗。父親作為一個富家子弟,和家族中多數人的選擇相反,毅然走上叛逆家庭的道路,而且長期吃苦耐勞,艱苦創業,歷盡坎坷,卻無怨無悔無求。那一代人漸漸消逝了,而新中國卻在風雨中不斷成長,不斷強大。他們當中有許多英雄,但更多的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一兵。

    邴正簡介:

    1957年生,吉林長春人。哲學博士,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長期從事哲學、社會學、文化學研究?,F任吉林大學東北振興發展研究院院長,吉林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。曾任吉林大學黨委常委、常務副校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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